记忆丨李南央：母亲她终于解脱了
人物生平
范元甄，1934年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1935年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该校学生参加武汉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罢课和大游行等活动。1936年7月参加了筹组武汉学联的工作。同年12月参加筹组武汉“民先”工作，并当选为宣传干事。1937年12月参加筹组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并任总团宣传部副部长、汉口区团部训练部部长。1938年秋，转入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下属第三厅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任记者，同时任南方局女卫委委员，先后在《解放日报》《冀热辽日报》《西满日报》及《解放报》工作。1940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1951年任湖南省工业厅主任秘书。1953年任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代厂长。1954年任航空工业总局特设处处长。1956年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1959年任国营二三二厂总工程师。1962年任航空工业总局总技术处处长。1979年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2008年去世。
晚年范元甄
母亲范元甄于2008年元月24日凌晨零点42分走了。只有我哥和我妹家及她单位很少的人在医院与她告别。遵照母亲临终的要求，哥哥至今没有将她的死讯告诉我。我是 2月1日从长沙的表姐那里得到的消息，母亲临终前的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
原以为自己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却意外地不能平静。下班回家的路上，莫名的悲伤袭来、逝去、复又回潮，左手把着方向盘跟随着湍湍流动的车流，右手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我没想到自己会为母亲如此哀痛：她这辈子活得太不愉快，太没有欢乐了！就这么带着一腔怨恨地走了……
不久前，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母亲捐赠的一级文物——周恩来从重庆写给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她的亲笔信。少年时代，母亲让我看过周恩来送给她的一张照片。母亲指着照片对我说：“你什么时候门门功课都得五分，我就带你去总理家做客。”
可我的政治课老得不到五分，因此一次也没能和母亲同去中南海做客。但是母亲从没有对我提起，周恩来除了照片还写有一封信。那封信的存在，是父亲告诉我的。他说周恩来当年给母亲写过一封情谊深长的信，还附有一张照片。看到网上周恩来信的影印件，我才敢肯定：父亲的记忆是准确的。信的原文如下：
元甄同志：
乘参谋长飞回之便，我写几句话问问你好。你现在当能想像我们在此地的忙碌、紧张和愤慨的情形。但是我们大家并不以此为烦恼。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都是你曾经到过住过的地方的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有些人正在无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在准备坚持到底。紧张而又镇静，繁忙而又愉快的生活，两年来在重庆，这还是第一次体验。光荣的，是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退缩地站在自己岗位上，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线。
我和颖超常常提到你，想起你，觉得假使“小范”在此，也许会给我们以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骄傲。元甄！对么？我相信你的血也在沸腾，你的心也跳跃起来了。不要急，伟大的时代长得很，学好了，奋斗的日子，试验的机会多得很，你决不是一个落后者。
夜深了，想想你的活泼的神气，写几句鼓励青年好友的话，也许正对我是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我和颖超常常引为无尚荣幸的。
握你的手。
周恩来
（1941）二月一日（按：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不久）
母亲人生的起步是多么地可圈可点：17岁，已经是重庆《新华日报》小有名气的记者，写过不少颇得好评的采访报道；18岁和我父亲结婚后即进入延安，在为成熟的革命者设立的马列学院学习。她那时能够得到周恩来夫妇的喜爱，是一件多么令人钦羡的事！
而父亲当年的信中也是充满了对母亲的爱慕之情的，他 1946年3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写着：“清晰记得联合国大会那天我偷着看你——你那天特别美，而感到的陶醉。”
看着母亲和徐姨妈（按：徐瑞璋，延安的第一个女播音员，播音用名：麦风，我一直称她为徐姨妈）并肩倚靠在募集来的、即将送给前线抗战将士们的慰问包堆上的照片，那神态是多么的天真无邪；那甜甜的脸庞和我记忆中的母亲是多么的不同！她怎么会从一个热情、活泼，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变成日后那么个让人根本无法理喻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后来的路怎么会走成那样，一事无成！
2002年6月，我开始找手整理父母之间的旧时通信，至 2005 年的元月完成了80多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记集》上下两册的印刷，因此对母亲的转变过程，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开始对她有了很多的同情，不再是以前那样完全的批责。
本文作者李南央。
母亲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脾气，当然是不能不承认的内在因素，但是延安整风那场“精神污染”运动，实在是彻底地将她改造成了个“新人”的致命的、强大的客观外力。还是用我母亲自己的话来勾勒出那个轮廓吧，下边是她不同时期，写给不同人的几封信的摘录：
这两天心情很沉重。昨晚讨论了我，证明自己思想上的严重性。要做一个党员，真得重新脱胎。这是一个痛苦艰巨的斗争。我想最近时期内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方面。……
我很难过的，对于我自己，我是开始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如何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对于你，我觉得你还没有全面的，不姑息自己地来认识自己。而是躲在自己的所谓“长处”下面，总看到自己如何美好，如何以为自己都是美好的，所谓“改造”岂不无的放矢吗？……
你记得我们在重庆时的雄心吗？我们曾想“别开生面”地生活。当然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我们生活三年了，这三年真正在政治上的帮助是很不够的。头一个时候，你对我的一切帮助（如家庭观念），我是感谢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做得更多呢？我们也有过坏影响的东西，我希望两人都好好想一下。（摘自1942.11.17.范元甄给李锐信）……
你认为我二十年都没有乐观地生活，我对孩子只是发泄痛苦，不符合我的实际。我的痛苦在于“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白活着等死。”我对孩子的“斗争”是严重的争夺下一代的问题。
……你有时间多多政治学习，清理思想，不一定多给我写信。听过你所说：“我不能照你的框框改造自己”，我就了解问题的关键了。我现在对你既不发怒也不痛苦。（摘自1976.4.29.范元甄给李南央信）
来信所说我的心情不好，我只能当作你的好意来领受，不能要求你说的准确、对症，因为这不可能。举个例，“家庭破裂”一语，对我就不适用。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员（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因为我的阶级烙印、世界观（包括恋爱观）的弱点很多，所以斗争时期长，过程艰苦；但就其结局言，是一场胜利的斗争。对我，是跟随毛主席进行路线斗争，并从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幸福过程。别看这个过程中有眼泪，也有时痛苦，那却是虽有缺点的真正的战士才能理解与体验的莫大幸福。这场斗争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批林批孔、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使我能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我的惟一痛苦，就是我没有投身于这些伟大斗争第一线的机会。我的痛苦是战士而无战斗岗位的痛苦。……
我是在党内长大成人的，四十多年，受党培养、教育、信任，期望多，贡献很少，这是到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无法自解的痛苦。几十年，我只有一件事比较对得起党，就是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我亲身体验，要能严于解剖自己，必须有勇气站在革命立场，用阶级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环境、家庭，而且要反复不断加深认识。……
信写长了。告诉范茁（按：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为我改的名字），要她好好想想，……我和她的分歧已经到了共同语言不多的程度了。
……我毕竟是一个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不承认有任何一种离开阶级内容的“感情”。（摘自1976.4.29.范元甄给巴悌忠的信）
李南央作品《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一辈子成就了一件事：“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悲剧！但这差点也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得承认，在母亲的教育下，在共产党的诱导下，我曾经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和父亲李锐划清界线的。
我认同母亲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幸运的是，我在17岁时远离了母亲，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自立于社会。这让我有了摆脱母亲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的机会。
在我刚刚与悌忠交朋友不久，母亲告诫他“范茁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有过李锐这个父亲的问题——也就是不肯清算那个家庭生活烙印……这种感情使她不承认看人应用阶级观点作阶级分析，因她的立场问题还没开始解决，脑子里资产阶级观点情调占统治。”（1976.4.29.信）
巴悌忠——这个工人的儿子，当然无论如何也站不到“老革命”范元甄的高度，按照她的要求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女朋友——李南央。我也就此下决心离开母亲为我画出的人生轨迹，真正走自己的路。
李南央与女儿在俄罗斯友人家中做客。
当我越来越明了亲人之间的感情应该如蓝天白云般纯净，当我用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审视出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教导悖逆人性，我是多么地希望与母亲交流、沟通，希望她走出那“对得起党”的误区，使她的后半生能做些对得起用辛勤的劳作养活了她的工人、农民的事情。可叹的是，一个非党员的、一介草民的我，根本无法接近和触摸到“老革命”的母亲的心灵。
我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请徐姨妈的儿媳妇，将一套《父母昨日书》送给了母亲，并附上了一封信：
妈妈：听说你在找《父母昨日书》，请绿河姐转呈一套。我的思考都写在《编者感言》中了。
不管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我始终感谢你给予了我生命，让我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
祝：好！
小妹（按：我的小名）
2006.4.
徐姨妈的儿子，蔚为对我母亲的看法和我是不一样的，他和他的妻子是真心将我母亲尊崇为革命前辈的。蔚为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辈就这样走了，太让人悲痛了！”可是他们去年10月24日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时，两分钟不到即被“送客”，并让我哥和我妹再也不要与他们来往，只缘他们曾充当了我的“信使”。
母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事，周太和伯伯的女儿告诉我，两年前，我母亲曾让我妹妹陪着去过她家。我母亲行走已十分困难，她要挽扶我母亲上楼梯，被坚决地拒绝了。我母亲说：“你们帮不了我，我自己走。”坚持着自己扶着扶手，艰难地爬完了那段楼梯。
李南央整理《父母昨日书》。
母亲是太倔强了，她拒绝任何别人欲予的帮助，无论他们是谁。但是她毕竟收下了那套书，我知足了，我十分地知足了！因为她一定会看到我在扉页上写的话：
谨以此书尽我对父母的孝道。
感谢他们用自己辛勤的笔，记录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生活的足迹，我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处攀登！
去年的8月，我从周太和伯伯的女儿那儿得到母亲检查出了食道癌的消息。周伯伯的女儿说：你妈在电话中将检查结果告诉了我爸。她说不准备做任何治疗了，这么大的年纪，就算一个月掉一斤体重，一年下来还有120多斤呢。你妈十分坚强和豁达。
放下电话，我将情况对丈夫悌忠说了。他说：“你妈能把‘死’看得如此轻而透，就这一点，她不愧是大家出身。”我说：“我也十分地尊重，说明在这一点上她的信仰是真的，是真正唯物主义的，不是假的。”
母亲的病让我记挂，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即便清楚地知道，以她的性格，她是不会理睬我的。我自制了一张彩色卡片寄给了母亲，上面印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女儿医学院毕业典礼时的合影和我家后院的风景，并写了不多的几句话，告诉她我惦念她的病情，敬佩她能够坦然面对。
后来在去年十月份的第55期《老照片》上，看到母亲针对我写的《童年琐忆》给《老照片》编辑的信。我以为她还有精力，能够再撑持几年的。没想到那竟然成了母亲和我最后的，也是多少年来唯一的一次思想交锋。她没能看到我在香港2月份的《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对她“来信” 的回应文章。
范元甄与李南央。
2月1日和表姐通完话，我曾有过极大的冲动，想立即告诉“开放”的总编金钟先生，撤下我的那篇“回应”。待看到台历上那大大的“1”字，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坐在那里愣愣地想了半天：李南央你不厚道！很多人不但以为你不厚道，还会以为你简直是残酷——用这么篇文章为母亲送终！
我想起了章怡和的一句话：“如今舆论界提倡‘宽恕’。谁‘宽恕’谁？‘宽恕’当然好，但我不主张‘宽恕’。因为我们这里既无悔罪，也无清算。悔罪清算之后，方能宽恕。”
母亲对那些被她伤害过的人说过对不起吗？对别人我不知道，我知道她没有对小姨说过，没有对大姨说过，没有对大舅说过，没有对小舅说过，没有对我家的老阿姨说过，更没有对我父亲说过。
母亲在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对我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时，还是说：“李南央现在是靠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法在美国混，不择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达到她各种大小目的。身边也有个圈子，都是这种人。现在气候适宜，混得很得意。”（摘自范元甄1999.8.20.给朋友信）。
对于一个曾经深重地伤害过别人，而至死没有些许歉疚之意，始终用“阶级斗争”的话语糟蹋人的“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任何的原谅都是虚伪和没有自尊的。在共产党和紧跟它的政策和执政方针的党员们，没有对自己所犯下的一切错误和罪行向人民鞠躬忏悔以前，讲不得宽容，那不是美德，那意味着对罪恶的遗忘，那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软骨病。
但是，我仍然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子，她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虚虚渺渺，模糊而陌生。听说她走得很快，很安静，我感到安慰。毕竟她是我的母亲，她给予了我生命。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能够走得没有痛苦，能够终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走完了最后的一段人生路程，选择了离去的方式，我为她高兴。走了，她就解脱了：怨恨、孤独、无奈、不甘，于她都灰飞烟散……
2008.2.5
1963年11月，李锐下放劳改前，与儿子范苗、长女李南央及幼女范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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